今年政策出台频率非常高，发改委已经进行了八次关于民营企业的座谈，主要讨论如何“优化发展环境、拓展投资空间”。然而，民间投资似乎对此并未作出积极反应。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在新兴产业、新型基础设施和消费升级等领域增加投资，发改委也希望能够为民间资本创造一个安全、顺利、并且广泛参与的投资环境。听上去政策确实很吸引人，但市场却没有显著的回响。从今年1月至8月，全国的民间投资同比下降了10.1%，即使去掉房地产开发的影响，下降幅度仍然达到6.4%。不知那些在办公室工作的精英们是否在反思，如何评估2020年底提到的“规范治理”政策。

民间投资占比最高的年份是2015年，当时的占比为64.2%。自2016年营改增实施后，这一比例开始转变，并一路下滑，预计到2025年将降至47.8%。2026年国家统计局将停止直接发布民间投资占比的数据。尽管数据显示1至8月民间投资同比下滑了10.1%，但这一降幅远超近十年的平均水平，仅为3.27%，反差显著。这到底是为何呢？魏杰教授指出，民营企业领导对“规范治理”的理解存在偏差。而这一说法虽然有道理，但关键在于为什么出现这种“理解偏差”。

马克思曾描述资本的贪婪：如果利润有10%，就会被广泛使用；如果有300%的利润，甚至会冒险追求其利益。这并不是一个真理，而更像是撰稿人的风格。资本家并非一味冒险，安全性是资本的首要原则，如果环境不安，哪怕是300%的利润也可能引发灾难。资本本质是增值的，可以不断堆叠数据，但从资本背后的从业者来看，他们的情绪和判断是正常的。

既然存在魏杰所说的“理解偏差”，那么要纠正这种偏差的焦点不仅仅在于那些曾经叱诧风云的商界巨头，而更在于政策应如何调整以修正他们的认识。历史是会被铭记的，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现实中就会一再出现新的“理解偏差”。这就像蔡格尼克效应——人们对于未完成或未解决的事情会持续占用认知资源。民营经济迫切需要一个清晰的结论。

然而，政策对私营资本的激励是选择性的，哪些项目需要民间资本、哪种情况需要试错机制，只通过负面清单来限制，这本身就是一种偏见，缺乏普遍性原则，而私营资本则不会放弃自己的理解。如果想让私人资本投资的项目不开放，那么想要吸引他们投资的项目也难以实现。市场的本质是公平的。